作者：蔡友月、陳嘉新
「標準化」的診斷手冊是二十世紀中期後精神醫學界的一項革命，其中兩個國際通用的 診斷標準，一個是 1948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編印的《疾 病的國際分類》（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簡稱 ICD），1 另一個是「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 出版編印的《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 DSM）。ICD 與 DSM 這兩套診斷系統在多次改版的過程中，添加不少新的 診斷，疾病分類範疇也有所變動。DSM 的內容由 1952 年的第一版（簡稱 DSM-I）到 2013 年 的第五版（簡稱 DSM-5），明顯地反映出這六十多年來美國精神醫學界由精神動力學朝向生物 精神醫學的轉變。
在 ICD、DSM 標準化的過程中，人類生命中某些情感、行為、思考與反應，都可能被化約 成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導向單一化、同質化與標準化的處理方式。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經典 研究都指出，正常與不正常的判準，在不同社會與文化都不同（Foucault 1971[1961]; Douglas 1966），因而需要賦予精神醫學更多元的圖像，並思考標準化的疾病診斷如何影響不同區域的 精神醫學實踐。例如：憂鬱症診斷進入日本也是個有趣的例子。傳統上日本社會認為人生苦多樂 少，對於心情低落的表現相對輕忽。這種文化態度造成 1980 年代末期生產抗憂鬱劑的禮來（Eli Lilly）藥廠放棄銷入日本，因為調查顯示抗憂鬱劑在該國沒有市場。要到 1999 年，由日本藥廠 自行生產類似百憂解作用的抗憂鬱劑上市，另一個跨國藥廠葛蘭素（GlaxoSmithKline）才順勢 推動自家的抗憂鬱劑 Paxil 進口日本（Schulz 2010）。人類學家 Junko Kitanaka（2011）（北 中淳子）的民族誌觀察指出，日本的精神科醫師開始選擇採用憂鬱症診斷，與 1990 年以降的日 本經濟泡沫「消失的十年」有關。精神科的語言成功地接合社會整體抑鬱的性格，逐漸廣泛地應 用在工作相關的壓力反應，例如，過勞、自殺等案例，並因為憂鬱症的診斷而開始檢討憂鬱背後 的過勞因素。Chen（陳嘉新）（2014）指出，台灣的精神科醫師傾向於認為憂鬱症成因眾多， 不願意率爾認定工作過勞是個案憂鬱或自殺的關鍵因素，因而在診斷憂鬱症是否屬於職業傷害時 比較謹慎保守。
上述案例都意味著診斷分類系統的實際應用，有其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不應輕易地去脈絡而 膚淺地標準化。從 1960 年代起，當時一些台灣精神科醫師提出對台灣社會、文化面的關懷，例 如，任職於台大醫院的林憲教授，長期關注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社會與文化精神醫學。流行病學 部分，他曾參與著名的台灣研究（Formosan Study），2 並撰文指出精神分裂症（現已改稱思覺 失調症）發病率低是泰雅、排灣、賽夏、阿美等原住民族共有的現象；他推測部落同族之間的相 互扶持可能使嚴重精神病較少發生（林憲 1961）。另外，他在《精神醫學與社會》（1978）一 書中，從遷移、社會階層、省籍、性別等社會指標，探討台灣精神疾病的發生率與分布。書中 並提到 1975 年針對台北市民的精神疾病態度的調查研究，1946 至 1971 年自殺死亡率的變動資 料，以及 1969 至 1971 年馬偕紀念醫院自殺防治中心對自殺個案的原因分析等等，這些實證資 料提供了當時台灣精神醫學發展重要的社會面向。在文化精神醫學方面，林憲發現華人文化特有 的縮陽症（koro）與畏寒症（frigophobia），這兩種病症屬於文化精神醫學中所謂的「文化結 合症候群」（culture-bound syndrome）。林憲曾表示文化結合症候群在台灣逐漸減少，應該是 由於現代社會中人們的思考或是行動歐美化、單一化的結果（2007: 73-74）。此外，精神科醫 師文榮光與泌尿科王經綸醫師在 < 腎虧症候群：台灣所見一種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性精神官能症 > （1990）一文中，指出腎虧是台灣普遍存在且具有特殊文化意義的疾病，患者求診時常處於極 度焦慮或恐慌狀態，但大多認為所患的是生理疾病，因而常求助一般科醫師或泌尿科醫師、中醫 師，較少向精神科醫師求助。
上述 1960 至 1980 年代這股精神科專業的內部反省具有兩個重要特色：一、二戰後精神醫 學專業發展的過程，一些具領導地位的精神醫師都帶著較為宏觀的「社會或文化精神醫學」視野， 思考台灣精神醫學與精神疾病的問題。不過，隨著 1990 年代後精神醫學走向生物醫學的範型後， 這樣的取徑在精神醫學內部逐漸式微。二、精神醫學與社會學、人類學或流行病學等跨領域的合 作成果增多，陸續刊載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期刊上，而非精神醫學刊物。
1980 年代以後，分子生物學與神經科學漸次興起，益發豐富了既有的生物精神醫學模式。 精神醫學社會、文化面向的討論逐漸喪失原來的重要地位，治療上也逐漸以藥物治療為主。另一 方面，詮釋取徑、現象學、文化研究、後現代 主義等論述也被帶入台灣，這波思潮的影響力 讓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以多元的理論視野關注精 神醫學的發展。1990 年代後，社會學、醫療 史、科技與社會、人類學、社工、心理學等不 同學科領域致力於精神醫學領域的研究增多， 這些多元的知識取徑與方法，也擴展我們對這 個專業領域更豐富的理解。同時，雖然 1990 年代後精神科醫師與人文社會學者共同發表論 文的情形減少，但一些具有精神醫學專業訓練 的醫師，開始結合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跨領域 視野，累積不一樣的研究。
筆者們在中研院人文講座的支持下，主編 「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 理」一書（聯經：2018），作者群涵蓋社會學、 人類學、科技與社會研究、社會福利、司法與 犯罪學等學者，同時包括具有人文社會科學訓 練的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全書依此扣連在這五 個主題單元，分別是「正常與不正常的判定」、 「病人主體性經驗」、「精神醫學與國家制 度」、「精神醫學、法律與治理」、「全控機 構與治療性社區」，我們希望藉由此書能夠關 注精神醫學社會文化面，把精神醫學的人文社 會研究領域推向更多、更深、更廣的方向。
Chen, Jia-shin. 2014. “Junko Kitanaka,
Depress ion in Japan : Psychiatric
Cures for a Soc ie ty in D is tress
[ Book Review] .”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8(4): 491-494
Kitanaka, Junko. 2011. Depression in
Japan: Psychiatric Cure for a Society
in Distr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蔡友月、陳嘉新主編，《不正常的人？台灣精
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台北：聯經（中
研院人文講座叢書系列）。
林憲，1961，〈台湾山地原住民の精神疾患
罹患頻度並びに病像に関する研究〉。
《精神神経学雑誌》 63(5): 28-48。
—1978，《精神醫學與社會》。台北：水牛。
—2007，《文化精神醫學的贈物：從台灣到日本》。台北：心靈工坊。
文 榮 光、 王 經 綸，1990，〈 腎 虧 症 候 群：
台灣所見一種具文化特殊性的精神官能
症〉。頁 303-313，收入林宗義、Arthur
Kleinman 主編，《文化與行為：古今華
人的正常與不正常行為》。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社。
1 現行 ICD 的前身是國際統計組織（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1893 年啟用的國際死因表 （International List of Causes of Death），這個統計表在 1948 年由世界衛生組織接手出版，內 容除了死因外，也首度增加病因項目，因此改名為目前所謂的 ICD，當時稱為第六版（ICD-6） （WHO n.d.）。
2 台灣研究（Formosan Study）指的是台灣在二戰後進行的一系列流行病學調查，時間橫跨十數
年（1946-1948, 1949-1953, 1961-1963），其中包括對於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調查精神疾病流
行率，以及對於原住民族的精神疾病調查（林憲 2007）。這些調查提供了台灣精神疾病的諸
多資訊，也是國際上知名的流行病學研究（Wu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