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雅雯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進入第四個月，我們雖然尚未對病毒感染的微觀行為能夠做出更多有效的介入（例如特異性的疫苗或抗病毒治療），但是對於為了防堵病毒傳播所衍生的人類巨觀行為變化，已經逐漸累積更多的觀察。從全球疫情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感染爆發集中在人口移動密集的國際城市，或是大型集會、郵輪、飛機、醫院等場域。人體作為病毒的載體，讓「接觸」、「群聚」與「移動」等社交行為成為風險因子。肺炎的高傳染性與治療/死亡率的不確定性，突然間讓人際之間安全的界線、連帶地移動的自由都受到影響。在世界各地仇外情緒、甚或針對亞洲臉孔的敵意時有所聞。從武漢、各地疫區乃至醫事人員，特定族群開始被標定為風險的象徵，和焦慮的警訊形成連結。我們變得比往常更警戒於周遭的變化，像是身邊的人是否正在咳嗽或飛沫噴濺。甚至，人群聚集的現象開始令人產生恐懼的反應。試圖把危險/病原和自己隔離開來以感覺安全，是可以理解的生存本能。當敵人是肉眼看不見的病毒，風險辨識或防備自然難有清楚的界線。除了擴大社交距離，在個人防護上可以做的只有戴口罩和勤洗手。從口罩、酒精/消毒液甚至衛生紙等物資的恐慌搶購，可以想見大家為了對抗無力感背後的情緒動能。
在因應壓力的過程中，過去的認知/記憶被提取，連帶也會促發的一些情緒經驗 。比如說，過去創傷壓力的反應、失落重要價值或他人 、或是與控制/權力有關的議題等。有些個案和我分享他們的感覺。像是十七年前SARS爆發時的焦慮、或是因為工作場域曾經目睹並處理自殺遺體的情緒衝擊都忽然回來了。有人描述覺得整個世界都失序了。像是原先仰賴國際貿易的產業，現在連原物料或運輸到貨都無法確定 ，既有的工作方式及認知模式都被打亂了。很多人提到原本美食、旅遊是自己的生活或工作，現在這些樂趣與價值都被剝奪，彷彿永遠沒有止盡的感覺。也有人對於長輩無法注意配合防疫消毒、擔憂會對自己的孩子造成危害，感到既憤怒又挫敗 ，很多過去的關係衝突變得更緊張了。對於原本就有強烈清潔需求、害怕病菌污染的強迫症個案，可以想見這段時間更是過得倍加辛苦。當有些個案對於這樣的情境產生末日災難性的擔憂，有些則是因為疫情所造成實質的損失負擔巨大壓力。在精神科門診的求診人數增加當中，已經可以感覺到減薪、失業、市場景氣低迷的效應逐漸擴大。
相對地，也有很多個案似乎並未呈現顯著影響。像是平常比一般人要容易焦慮的人，在此刻集體焦慮的氣氛下，反而覺得自己的焦慮程度還好; 甚至有些人因為警覺度高而預先做了準備（比如提前取消出國行程、或是家中原本就常備口罩酒精等物資），心裡因此感到安定。也有人提到自己原本因為身心狀態無法出門，而感覺痛苦不安。 現在覺得自己不出門、和大家都差不多，反而心理壓力獲得減輕。我很好奇原本就偏好或擅長獨處、或者人際互動需求較少的族群（像是自閉光譜疾患、社交焦慮症或內向者），是否可能是在擴大社交距離中適應較為良好的類型？ 另一方面也注意到，某種程度上的忽略或是否認風險，或許是某些個案長期在高壓下生活的適應策略。我所理解的一些心理狀態是，嚴重心理創傷或憂鬱從內在影響了他們核心的自我價值及身心反應，這讓外在的風險或災難顯得相對微不足道。這或許可以理解成是一種心理防衛的機制，在某種層面上反映了個案的心理現實或憂鬱狀態（tunnel vision）。當然，也不能不考慮這一波台灣的疫情發展，除了直接被感染隔離者外，主要生活改變的在於原本在職/在學、社交群聚/活躍或者（國際）移動頻繁的族群。
在這個全球化的世代，個人與群體的關係顯然不僅只有口沫傳播與肺部浸潤。很多人提到社交隔離像是世界最大的社會心理實驗，地表有史以來最多人口同時被限制活動。隨著隔離時間延長，孤獨、家暴等議題逐漸浮現。我們目前還很難想像，在疫情過去之後，人類的社會行為像是消費、旅遊、聚會，可能會如何地被改變？長時間抑制身體接觸或社交活動的需求，可能會對人類造成什麼影響？我們會因此發展出更多非實體/虛擬的社會連結或依附行為嗎？這會壓抑、還是會促進我們的創造力呢？除了社交隔離，由於經濟與社交活動的中斷停擺所帶來的次級衝擊，可能會迴盪更久。隨著政府有效的防疫介入，台灣目前並沒有出現突然封城這樣指標性的創傷壓力事件。這或許讓大眾適應的過程到現階段為止是相對緩和的。然而在疫情尚未平息的此時，我們尚未達到完全安全、可以再評價（reappraisal）此一危機的階段。危機就像是一面鏡子 ，可以凸顯社會、政治、外交等系統性的問題。我們看到群體心理期待有神奇的快速的解決之道，也有獵巫、企圖找到單一的代罪羔羊來承擔責任的部分。於個人層面上，危機則是透過外在威脅可以照見我們的內在不安所在。這樣的照見當然令人不舒服，但也會促使我們重新檢視、並探索如何回應自己對安全與人際連結的需求。無論是個人或社會的集體危機 ，每一次都可以是挑戰與成長的機會。這次醫療防疫的工作準備，就是奠基在SARS的慘痛經驗與前人的犧牲上。而我們都還在一起學習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