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的年代中，常常可以聽到有許多癌症末期的患者因為難以忍受癌症所引發的疼痛而尋求短見的悲劇。幸而，隨著安寧緩和醫療照顧觀念的引進，這些過去常常被遺忘在病房角落的病人其醫療照顧也日漸受到重視。特別是在Morphine引進使用之後，八成到九成病人的身體疼痛大多能受到有效的改善及控制，同時也提升了其癌末的生活品質。因此大抵上來說，若要以一個國家對於癌末病人所使用的Morphine劑量來做為衡量這一個國家安寧緩和醫療良窳的指標並不為過。但是，是否在解除了病人的身體疼痛之後，病人便不會再尋求短見了?
過去台大醫院十年安寧緩和病房的經驗及國外相關的學術研究告訴我們，雖然緩解了病人的身體疼痛後會有一部分的病人便不再抱持尋求短見的想法，但是仍有著一部份的病人希望能早日解脫，由此可知除身體的苦痛之外仍有一些促使癌末病患尋求短見的因素未被解決。這些因素又是什麼呢?近來的研究指出憂鬱症或許是這些疑問的解答。
2005年5月，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所發表的研究指出，針對在1999年3月1日到2001年3月31日在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anter(MSKCC)或Calvary Hospital中接受抗癌及支持性療法的131個病人做為研究對象所進行的觀察性的追蹤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有憂鬱症，社會支持較不足的病人較易有尋求短見的念頭﹔相反的靈性的安適程度，宗教的滿意程度較高，及具有較好的身體功能的病人較不易有尋求短見的念頭。另外病人在未來會不會有尋求短見的念頭，我們則可以現在病人尋求短見意念的強弱以及是否有憂鬱情形的變化來做預測。由此不難看出，對於有癌症疼痛的患者若能改善其憂鬱的程度則可以減少其尋求短見意念的強度。但是在本研究中，作者的另一項發現更是令人訝異，作者發現在其初次評估時131個病人中已有接近一半(45%)的病人具有輕度的憂鬱症。而在初次的評估中有中重度的憂鬱症的病人，僅只有40%的病人有接受抗憂鬱劑的藥物治療。雖然我們知道憂鬱症在這樣的族群是相當常見的問題，但是這樣的問題在現今的臨床執業環境中卻也並未獲得適當的治療。因此，將憂鬱症的篩檢納入對於具有癌症疼痛的病人的常規評估將會是我們在處理病人尋求短見的問題時相當重要的一環。
至於篩檢的工具的使用，在上述的文章中，研究人員所使用的是貝氏憂鬱量表(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但是除貝氏憂鬱量表外我們也可以使用簡式健康表(BSRS-5)來進行篩檢，兩者使用的目的差別並不大，但是就實施上或許簡式健康表(BSRS-5)會較容易完成。
在此，我們除了要呼籲從業人員及家屬正視癌症末期病人的憂鬱症及其促發的尋求短見的問題外，我們更要藉此提醒告知病情及以病患為中心照顧模式的重要性，因為，隨著篩檢而來的，便是治療及處理這群癌末病人憂鬱症的問題，而倘若不能顧及告知病情及以病患為中心照顧模式這兩項理念的話，這群病人的憂鬱症將相當的難以處理。主要原因乃是因為這些癌末的病人所剩時日有限，若經篩檢發現有憂鬱症加以治療時抗憂鬱劑往往未能完全發揮功效病人便已往生，是故僅用藥物治療並不能解決病人的憂鬱症。而這時更重要的是以團隊的方式藉由家人，朋友，心理師，宗教師，及社工師的協助以病患為中心的照顧模式一起來協助病患走出憂鬱以積極的完成其心願，求取心性的成長，並為死亡做準備，以達善終的目標。但是這樣的作為是有其前提的，這一前提便是病情的告知。過去的社會價值觀，往往認為不要告訴病人病情才是保護他，是爲他好，但是卻忘記了在整個病情的轉變中病人對於自己的情況感受是最深刻的，隨著療程的延長，症狀的惡化，卻一直無法知道自己所得到的病是什麼，從另一個層面看這何嘗不是煎熬。這樣的煎熬又如何能不讓病人憂鬱呢?反觀過去的經驗，往往在適當的準備後，對病人進行告知病情，適切的去引發病人宣洩出其深藏的心理靈性的需求，並適當的利用各種社會的支持系統及團隊中其他成員的力量去處理之，除能讓病人更容易的走出憂鬱的情境外，反而更能讓病人積極的完成其心願，求取心性的成長，並為死亡做準備，以達善終。
簡言之，當我們在照顧癌末的病人的時候，必須要細心的去評估病人是否有憂鬱的問題外，在照顧上也要記得藥物並不是維一治療的方式，唯有本著以病人為中心的照顧理念，適切的告知病情，並輔以家人，朋友，及照顧團隊的協助我們才能讓病人在最後的日子裏遠離憂鬱的陰霾，並以積極的態度面對死亡，而不以尋求短見做為解脫的方式，藉此方能創造生死兩相安的雙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