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外學者強調，有健康快樂的國民，才有強盛的國家，而國民的幸福，不僅只憑追求國民生產毛額(GNP)，即可現實；還需要提昇國民滿意度。南亞小國不丹的總理，曾提出全國整體幸福指標報告（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重視文化，教育，環保和醫療保健等要素，引起不少共鳴！
健康，幸福，快樂意味遠離身心病痛，減少太多不必要的環境壓力，促進社會和人際關係的和諧，使生活過得愉快舒適一些。衛生署近期公佈『國人憂鬱指標』調查：發現15歲以上國人有8.9% 呈現憂鬱症狀。而65歲以上老人和15-17歲青少年，是兩大最多憂鬱症的年齡層。以往歷年自殺死亡率也以此年齡層為兩大高峰。此次國人整體憂鬱症盛行率 (8.9%) 的報告，高於世界衛生組織各專家研究報告中的3 – 6.1%。姑不論其意義為何？！可能顯示我們社會大眾的精神健康，已亮起紅燈！
筆者公職退休後，有機會到地區和區域醫院精神科門診工作，所接觸的病人與醫學中心所見，大同小異。可是，前者病人較少，有時間與機會探討個人生活，工作，人際關係和心理層面的感受。大部分病人早期主訴以身體生理症狀為主，如：緊張，心慌，心悸，胸悶，腸胃不適，呼吸困難，和各種痛症等。如能耐心給予適當同理心，即易疏導讓他們陳述行為層面的症狀，如：酗酒，抽煙，吃檳榔，吵架鬧事，衝動行為，意外事件，以及任性，暴飲暴食，和失控行為等。不少病人都認為是身體病痛，很抗拒看精神科，但如能技巧會談，不難發覺其心理層面的疑慮，如：恐懼，畏縮，易怒，燥動不安，消沉悲觀，厭倦，冷漠，無助和孤寂等感覺，甚至訴苦其所遭受生活困境，經濟壓力，人際困難和家庭感情困擾等，以致影響其工作興趣，表現，和能力，導致常請假，怠勤，曠職，離職，產能自然低落，更造成壓力。如此惡性循環以致於不能自拔而有走極端的想法。臨床上常見的是焦慮症，身心症，輕鬱症，適應障礙症和重鬱症等，如能給予適當的藥物和心理社會治療，是不難康復的！
國外文獻報告：憂鬱患者呈現身體症狀的比率高達60% 以上；而有高達75% 的憂鬱症並未經適當診斷和治療。即使憂鬱症患者經基層醫師診斷治療，也有50% 以上沒有徹底完整的治療。可見，持續提高警覺，廣泛加強宣導認識憂鬱症，還是非常重要的；過去幾年，董氏基金會和憂鬱症防治協會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還有繼續發揮的空間。近來，精神醫學會和憂鬱症防治協會在衛生署的支持下，積極推動基層醫療共同照護網，市療更設計基本課程，經一系列的講習，訓練基層醫師診斷治療憂鬱症的技能，期能讓更多基層醫師加入防治網路，早期發現憂鬱症，就近快速給予適當治療，或轉介更專業的照護．這是很具體實際的步驟，希望能發揮效應。
憂鬱症的防治工作應該是全面性，整體性，和持續性的。但對特殊高危險族群，更應給予格外關心。前面所提老年人及青少年，是屬於這類高危險族群，應加強其防治的深度與廣度，增列預算，培植各類專業人才，結合相關部門，擴大服務層面。對校園心理衛生工作，以及藥物濫用的防治，應另謀對策，實際面對問題，尋求解決的方向。對老年人的安養安置和居家關懷，更應加強．使老年憂鬱症能得到適當有效的治療。
卡特中心精神健康企劃部曾與美國精神醫學會合辦有關職場精神健康的研討會，企業主管開始體會員工因憂鬱症和焦慮症，而曠職或怠勤所造成低產值的損失，非常嚴重，估計每天約有2小時，或每天的25% 時間根本沒有產能。據統計美國企業每年曠職，失能及低產能約損失240億美元。其中神經精神病患即佔 22%。一個大型健康照護研究的分析，在46,000個員工中，發現患憂鬱症的員工較其他員工付出高出70% 以上的負擔，而備受壓力困擾的員工，則高出46% 以上，可見其嚴重性，引起工商業主管的重視，紛紛在工廠或企業中設立員工輔導部門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以便積極處理員工精神健康問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減少損失，並提高員工士氣。國內尚未有類似共識，協會如能登高一呼，喚起工商企業界的注意和關心，共同合作幫助職場員工的心理困擾，真如卡特中心所標榜『有健康的員工，就有健康的企業』。職場精神健康是我們發展的另一個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