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會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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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下基層醫療之憂鬱症防治觀點


作者:王仁邦

王仁邦
伯特利身心診所院長
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
台灣精神科診所協會理事<

前言

  台灣國民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前後罹患常見精神疾病逐漸增加,根據鄭泰安教授所做的大規模問卷研究,從1990年至2010年,台灣的常見精神疾病由11.5%增加到23.8%,其中又以非精神病的憂鬱症與焦慮症為主,預估佔常見精神疾病的90%以上。除了個人的危險因子之外,此研究也觀察到了全國的失業率、離婚率和自殺率與常見精神疾病的增加呈現正相關(1)。這篇研究可以看到宏觀社會環境的變化(macro-social changes)影響了國人的心理健康,甚至憂鬱症的發生。這三年的新冠狀肺炎病毒肆虐全球,台灣也無法倖免於難,期間除了投入龐大的資源進行防疫與感染控制之外,當疫情逐漸穩定之際,憂鬱症的防治就成了跨專業團隊需要去面對的重要議題。這篇文章將以基層醫療為場域,提出疫情下憂鬱症防治的觀點。

憂鬱症防治四大議題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前理事長張家銘醫師指出憂鬱症防治的四大努力方向在於就醫不足、診斷不足、治療不足及持續不足(2)。仍有許多罹患憂鬱症的患者不懂得就醫,抗拒就醫或未就醫。即使已經在就醫的患者,仍有許多人未被正確診斷。另外,許多被診斷為憂鬱症的患者未被正確治療,且正在接受治療的患者,並未被完整治療。過去許多前輩及團隊完成了憂鬱症防治的重要成就,包括舉辦各類去汙名化及大眾衛教的活動,建立自殺防治與憂鬱症的共同照護網,與制定憂鬱症治療指引等。基層精神醫療處於第一線的社區醫療角色,可以與大家協力促進憂鬱症患者的就醫、被正確診療與完整治療。

基層醫療在憂鬱症防治可以扮演的角色

促進憂鬱症患者的就醫

  台灣的精神醫療已經由嚴重精神疾病的住院治療逐漸擴展到所有精神疾病於各類醫療場域的治療,包括了近幾年來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設立的精神科診所。在這次疫情期間,精神科診所提供了憂鬱症患者高可近性與方便性的就醫資源,根據健保的統計,每一年有接近一半的憂鬱症患者於基層診所接受治療。以國外的例子而言,基層醫師可以有效地降低自殺率(3),而在台灣,自殺個案有七成多的比例曾就醫於非精神科的基層醫師(4)。各個診所以「身心科」為名的門診治療,也去汙名化了傳統以「精神科」與住院治療為名的治療,提升了憂鬱症患者的就醫意願,此他們在疾病的早期階段接受治療。另外,搭配以心理諮商或治療為主的非藥物治療模式,也提高了憂鬱症患者的就醫意願。精神科診所也可以使用李明濱教授所設計的「心情溫度計」為憂鬱症的篩檢工具,與憂鬱症高風險的各類機構合作,包括社區醫療群、自殺防治中心、公部門的衛政與社政單位、各級學校與高風險的職業單位等(5)。

憂鬱症被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基層精神醫療可以在社區第一線做正確的憂鬱症診斷,且進一步評估憂鬱症相關的共病症、病因、患者的疾病概念與就醫行為等。除了第一線的診療之外,診所的精神科醫師也可以協助做憂鬱症防治的教育訓練,對象包括了非精神科醫師與其他的心理衛生從業人員。實際上,在李明濱教授長期在全國所推動的「憂鬱共同照護網專業人員教育訓練」中,這幾年精神科診所醫師也積極地協助擔任講員。更進一步,也可以提供憂鬱症的進階教育訓練給精神科醫師、心理師與其他精神醫療人員。這些教育訓練都可以提升憂鬱症被正確診療的比例,在憂鬱症被正確的診斷後,就可以依所評估的病因擬定治療計畫,進行適當正確的治療。

  針對憂鬱症的多元病因,基層精神醫療提供了各類的治療模式,包括了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心理諮商、rTMS(經顱磁刺激術)、營養醫學等,這些整合性的治療模式提高了憂鬱症的治療效果。相較於歐美國家,台灣的健保制度提供十分有限的資源在憂鬱症的診療上面,即使近幾年來的資源逐漸增加,但主要是提供藥物治療與十分有限的門診談話治療。心理治療在憂鬱症的治療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目前有愈來愈多的精神科診所提供了這治療模式,使憂鬱症患者被適當的治療。

憂鬱症被完整的治療

  誠如張家銘醫師強調憂鬱症患者的完整治療是重要的,針對不同形式與病程的憂鬱症,一定時間的抗憂鬱劑治療是必要的。而在基層精神科診所中,也配備有管理師協助憂鬱症患者能夠維持必要的藥物與非藥物的治療。另外,心理師所提供的心理治療更提高了憂鬱症患者持續的治療意願。針對病情較複雜或危險度較高的憂鬱症患者,基層精神科診所也與各單位的管理師合作,以提供患者整合包括各類醫療與照顧需求的治療,這些單位包括了醫院、學校、自殺防治中心與社政單位等。

結語

  誠如名譽理事長李明濱教授日前於「基層精神科推動自殺防治小組」所勉勵的話,「基層精神科的加入是憂鬱症防治的最後一哩路」。而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的常務理事陳俊鶯醫師日前也親臨台灣精神科診所協會的理監事會議中做指導,提出基層於自殺防治上實際可行的方式,目前協會的理監事已在積極籌擬中。憂鬱症的防治是國人身心健康的基礎,也可以防止自殺的憾事發生。基層精神科可以帶領團隊協助憂鬱症的防治,在促進就醫、正確診療與完整治療上貢獻己力,讓憂鬱症防治的工作更上一層樓。

參考資料

  1. Fu, T. S., Lee, C. S., Gunnell, D., Lee, W. C., & Cheng, A. T. (2013). Changing trends in the prevalence of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in Taiwan: a 20-year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survey. Lancet, 381(9862), 235-241.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2)61264-1
  2. 張家銘(2019).理事長的話。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通訊,18(1),2。
  3. Mann, J. J., Apter, A., Bertolote, J., Beautrais, A., Currier, D., Haas, A., Hegerl, U., Lonnqvist, J., Malone, K., Marusic, A., Mehlum, L., Patton, G., Phillips, M., Rutz, W., Rihmer, Z., Schmidtke, A., Shaffer, D., Silverman, M., Takahashi, Y., Varnik, A., … Hendin, H. (2005). Suicide prevention strategies: a systematic review. JAMA, 294(16), 2064–2074. https://doi.org/10.1001/jama.294.16.2064
  4. Chang, C. M., Liao, S. C., Chiang, H. C., Chen, Y. Y., Tseng, K. C., Chau, Y. L., Chang, H-J., & Lee, M. B.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healthcare service utilisation 1 year before suicide: National record linkage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5(5), 459-460. https://doi.org/10.1192/bjp.bp.108.053728
  5. Lee, M. B., Liao, S. C., Lee, Y. J., Wu, C. H., Tseng, M. C., Gau, S. F., & Rau, C. L. (2003).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a short screening instrument to identify psychiatric morbidity.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102(10), 68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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