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協會

台灣憂鬱症治療的四個不足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創立於民國90年12月9日，宗旨在推動台灣與鬱症和相關疾患之防治及心理衛生健康促進之工作及研究發展，聯繫會員情感並與國內外鬱症防治相關團體聯繫及合作。至今歷經李明濱、陳喬琪、賴德仁、劉嘉逸、廖士程等幾位前輩理事長與同道們的努力耕耘下，完成許多重要成就，包括喜博樂小組多次舉辦記者會致力於去汙名化及大眾衛教，協助憂鬱症篩檢日、自殺防治、憂鬱症共同照護網、憂鬱症治療指引，並促成台灣憂鬱症防治聯盟的建立與合作，也增加了憂鬱症的就醫與大眾對憂鬱症的了解。

但是仍有許多未完成的工作需要努力，例如：

1. 仍有許多憂鬱症患者不懂就醫、抗拒就醫、未就醫
2. 仍有許多憂鬱症患者有就醫，但未被正確診斷
3. 仍有許多憂鬱症患者有就醫、有診斷，但未被正確治療
4. 仍有許多鬱症患者有就醫、有診斷、有治療，但未被完整治療

這些就醫不足、診斷不足、治療不足、持續治療不足的四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突破。

(一) 就醫不足：台灣憂鬱症的就醫停滯、汙名誤解仍然存在

　　過去使用同一套診斷工具(CIDI)在各國的精神疾病社區調查研究顯示，憂鬱症在歐美的終生盛行率約在10-15%，但是在亞洲國家約在2-5%。可是憂鬱症所造成的失能在歐美約30日、亞洲約40-60日。並且歐美的憂鬱症患者50%有求助行為，而亞洲則是20%-30%。以CIDI在台灣社區調查的結果憂鬱症的終身盛行率只有1.2%，顯示亞洲或台灣的憂鬱症較歐美而言，似乎盛行率較低但失能較嚴重、求助較少。

　　早年健保資料庫就醫趨勢分析，似乎憂鬱症的就醫盛行率在增加。但是近幾年同樣以健保資料庫分析憂鬱症患者的新就醫發生率，卻似乎並未增加而有停滯現象。顯示仍需要更多的關於憂鬱症的大眾宣導與去汙名化運動。

(二) 診斷不足：自殺危險者的憂鬱症診斷仍是不足。

　　過去關於自殺死亡的心理解剖研究發現，90%的自殺死亡者生前都已經有憂鬱症。但是以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之前分析自殺死亡者生前曾經被診斷憂鬱症的比例，只有10.7%。而近年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的另一個分析則發現，自殺企圖者之前曾經被診斷重度憂鬱症與輕度憂鬱症的比例，只有14.5%及20.5%。這些都代表自殺者的憂鬱症診斷仍不足，也顯示臨床醫師對於憂鬱症與自殺風險的診斷評估能力需要加強。

(三) 治療不足：憂鬱症新接受藥物治療的比例並未增加。

　　台灣這幾年有許多新的抗憂鬱劑上市，許多抗憂鬱劑的治療策略也在精進。而從健保資料庫的就醫分析，發現抗憂鬱劑的個別選擇確實有所改變。但是整體抗鬱劑的使用趨勢上，發現盛行率上升，但是發生率下降。也就是說，新使用抗憂鬱劑的比例並未增加反而下降。

(四) 持續不足：憂鬱症患者接受抗鬱劑的順從性仍是不足。

　　憂鬱症患者接受抗鬱劑治療的話，一般需要急性期的三個月治療從有反應(response)到能緩解(remission)，加上持續期與維持期的治療，以能恢復足夠的功能並避免復發(relapse)或再發(recurrence)。分析台灣健保資料庫可以發現，即便是許多憂鬱症患者有就醫、有被診斷憂鬱症、有被開立抗憂鬱劑，其中三分之一患者只會看一次就未再就醫，然後順從性逐次下降。到第三個月只剩下17.8%的憂鬱症患者持續治療，相較於美國還有56.1%。比較美國與台灣憂鬱症患者的藥物順從性，台灣憂鬱症患者顯著有提早中斷與順從性不足的現象。

　　刊登在刺絡針(Lacet)的中研院台灣抽樣調查發現，自1990-2010這20年之間，台灣常見精神疾病(common mental disorder, CMD)增為兩倍，而這樣的趨勢上升與失業率及離婚率呈現顯著正相關。當然CMD不只是憂鬱症，還包括了許多焦慮、失眠等輕型精神疾病。但這結果意味著社會及經濟進步下，民眾的精神健康被犧牲。

　　未來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應該繼續推動憂鬱症的去汙名化，鼓勵憂鬱症患者的主動就醫，並加強教育醫師關於憂鬱症與自殺風險的評估診斷與治療能力，同時注意憂鬱症患者的持續治療，才能有效完整的處理憂鬱症。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於2001年由創會理事長台灣大學李明濱教授發起成立，歷經陳喬琪教授、賴德仁教授、劉嘉逸教授歷屆理事長耕耘付出 ，充分傳遞人道關懷、共榮共存、樂活抗憂之精神。敝人有幸受理事會託付為大家服務，期待各位先進賢達持續支持本會，共同為推動台灣與鬱症和相關疾患之防治，以及心理衛生健康促進之工作及研究發展而努力。

本會會員，遍佈全台，會員專長，涵蓋廣泛，歷屆理監事，均是海內外憂鬱症防治重要意見領袖。在全體會員的努力下，除了不遺餘力地多面向推動台灣憂鬱症防治工作外，本會亦曾承攬政府或民間委託業務，包括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計畫、創立台灣憂鬱症防治聯盟，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贊助之國際性憂鬱症防治聯盟喜伯樂(SEBOS)，出版台灣第一部憂鬱症治療參考指引等。

依據近代憂鬱症社區樣本跨文化研究結果顯示，亞洲地區 (例如台灣、南韓、日本、上海、北京)與歐美地區相較，重度憂鬱症盛行率相對低(終生盛行率歐美可達10%至15%、亞洲約2%至5%)，失能程度相對高(估計影響日常生活功能的日數，歐美個案約30日、亞洲個案約40日至60日)，尋求專業協助的行為相對低(歐美約50%、亞洲20%-30%)。由此可見，憂鬱症防治還有許多需要大家投入努力的地方，而在亞洲地區更有其特殊的挑戰。

憂鬱情緒人人都可能經歷，猶如心靈的感冒，當心靈的感冒轉成肺炎，就需要專業的協助，也需要大眾的關心。憂鬱症的表現有時候並不單純，焦慮症狀與身體症狀往往比憂鬱症狀更明顯。憂鬱症的病因個體差異大，包含生物、心理、社會、文化等各層面，而預防與治療方式彷彿是一道光譜，從平日增強復原力，規律運動，均衡營養，身心健康促進，壓力管理，到各種心理治療，藥物治療，電氣痙攣治療，其他腦部刺激術等，林林總總，最終目標還是落實以個案為中心的支持與服務，不同專業間以個案福祉為依歸，彼此支援，相互轉銜，持續關懷，促進人道服務體系成員共存共榮。

展望未來，從鬱症和相關疾患防治的角度出發，如何促進有需要幫助的民眾，獲得適合而有效的幫助，端賴各界的努力與大眾的參與，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將扮演友善的合作平台，期待我們能與您一同為台灣憂鬱症防治工作貢獻一己之力。

理事長 廖士程 敬上 2016.01.23

承各位會員厚愛，接下理事長之重擔，不勝惶恐。理監事會是本協會領導核心，本屆理監事會變動不多，俱是國內基層醫療與精神衛生領域熱誠又專業的精英。唯擔任多屆常務監事，一路指導我們的呂碧鴻教授因身體微恙，堅辭監事一職，還好健朗的呂教授已很快康復，今後仍將是我們請益的重要老師。

除理監事會外，協會的兩位重要幹部是秘書長與會訊總編輯。新任秘書長特邀桃園長庚精神科許世杰主任擔任，許主任曾任聖保祿醫院身心科主任，具社區醫院經歷，且兼任林口長庚社區精神科主任多年，參與諸多社區精神醫療業務，具社區宏觀，活力超強；會訊總編輯一職仍委請協會理事蕭妃秀教授擔任，我們的會訊內容多樣充實，除了聯繫會員感情外，一直是國內精神衛生實務工作之重要參考資料，蕭教授領導的編輯團隊，表現傑出，感謝他們百忙中拔刀相助。

協會在歷任理事長領導之下會務昌隆，已是國內績優人民團體。在既有雄厚基礎之下，新服務團隊將持續協會理念，推動各項會務，工作內容包括：

1. 繼續扮演憂鬱症防治團體的溝通平台：
   前理事長賴教授倡議成立的憂鬱症防治聯盟，成為國內重要憂鬱症相關組織團體的重要溝通平台。聯盟中各協會基金會地位平等，合作並進，共同為憂鬱症防治工作努力。
2. 普及並導正民眾憂鬱防治觀念：
   近年來，經由公益團體的推動及媒體宣導，社會大眾對憂鬱症的理解提昇不少。然而也因理解程度不一，產生一些誤解，例如把「憂鬱情緒」與「憂鬱症」混為一談；或者將「憂鬱症」說成「躁鬱症」；更有甚者，將「憂鬱症」當成所有偏差行為的藉口。也就是說，大家熟悉「憂鬱症」這個名詞，卻不了解「憂鬱症」這個疾病。這些誤解，除了影響個案與家屬的治療態度外，亦可能加重精神疾病的汙名化。協會將繼續致力於憂鬱症相關衛生教育的推廣，協助憂鬱症個案、家屬、社會大眾更深入瞭解憂鬱症。
3. 協助基層醫師與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精進憂鬱症診治能力：
   協會是跨專業組織，雖不似「學會」是學術團體，仍具「專業精進」的功能。協會將繼續協助基層醫師與精神衛生工作同仁專精憂鬱症之診治能力，促進專業人員間的轉介合作(如基層醫師與精神科醫師，學校輔導中心與精神心理服務機構)。
4. 協會史料的整理：
   協會自2002年李明濱教授創會以來，已歷經四位理事長，五位秘書長，六屆理監事會。歷屆協會活動，資訊相當豐富，若未及時整理，恐將佚失。歷史是組織認同的根源，尊重歷史，不忘先人，我們將盡力整理協會史料，e化上網。也歡迎各位會員共襄盛舉，提供相關文字影像資料。
5. 加強會員服務：
   會員是協會的主體。大家有共同理想與旨趣，才會組成協會。因此如何服務會員，違持向心力是協會的重要任務。新任理監事會特別督促協會要加強會員聯繫與服務，這將是本屆協會的重要工作。
6. 國際化：
   以往協會的國際聯繫皆由喜博樂推動小組（SEBoD, ，Social and Economic Burden of Depression）負責。因SEBoD本來就是國際組織 (SEBoD Initiative，李明濱教授是代表台灣的執委，賴德仁教授是台灣分會會長)。2009年，SEBoD Initiative有鑒於喚起亞太各國重視憂鬱症防治的階段任務已完成，宣布解散。本會之涉外事務重回秘書處。協會將在有限人力下，逐步推動國際事務。初期將包括建立協會英文網頁及參與國際活動等等。

世界衛生組織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對「健康」的定義為「身體、精神及社會生活都處於和諧安好的狀態」。可見健康，不單是身體沒病就好，更要「精神健康」，也就是要「身心均衡」。感謝，也祈望各位會員繼續在不同專業崗位上，為國內的憂鬱症防治貢獻心力。更祝福大家除了關心他人，更要關愛自己，快樂生活，保持身心健康。

感謝各位會員及理監事的支持，推薦我再度擔任”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第五屆理事長。憂鬱症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主要公共衛生問題，它很常見，若不治療會有嚴重的後果。在亞太地區，大部分有憂鬱症的患者都未接受適當治療，這一部分是因為社會對其所影響的相關問題的廣度和嚴重度缺乏警覺，也有部份是因為在亞洲國家一般健康照護系統的許多醫療專業和政策決定人員以為憂鬱症無法有效治療，認為憂鬱症病人治療優先性不高，使得對亞太地區人民和社會造成很多的困擾、無能為力和經濟損失。過去很多東方人認為「憂鬱症」屬於西方文化的產物，因此有憂鬱傾向或已有憂鬱症時，大多數患者通常不會認為自己「有病」，只把它當做是「神經衰弱」或心情不好，不願意把自己的情緒說出來。過去六年來我擔任亞太地區喜博樂組織(Reduc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urden of Depression, SEBoD)台灣區會長，也就是負責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之喜博樂推動小組，我們與亞太地區之精神心理從業人員合作，共同對抗憂鬱症，以減少憂鬱症所帶來之社會經濟負擔。

喜博樂推動小組〈SEBoD〉的任務是推動憂鬱症的去污名化，並且降低其對社會經濟所帶來的負擔，我們推動以下五個目標：

一、首要目標是減少憂鬱症盛行率：

憂鬱症好發原因很多，包括遺傳、心血管疾病、腦部退化、身體疾病、藥物、家庭或學校問題、經濟問題、人際問題、感情問題、工作問題等，都可能導致憂鬱症發生，所以唯有整個社會動起來，才能達到此目標。目前，我們與共同成立的台灣憂鬱防治聯盟九個非政府組織共同努力，希望結合政府及民間之力量，共同預防憂鬱症之發生。

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社會必須對憂鬱症有正確的認知，因此必須透過媒體的衛教加強宣導。但媒體報導若過於腥羶，只會讓民眾更害怕，甚至更排斥「憂鬱症」。因此，媒體應該以正向報導方式（如報導求救資源與管道），教育大眾正確的知識；另外在學校教育網絡、社區醫療網絡的健全發展，也都是未來努力的方向。我們也提供了簡式健康表(BSRS-5)與台灣人憂鬱症量表(TDQ)給予一般社會大眾及基層醫療院所篩檢憂鬱症。這幾年來在我們多次大型全國性記者會及聯盟之九個友會共同努力下，國人對憂鬱症已有更多的認識，願意就醫之比率也大幅增長；再加上本會過去三年所承攬及後來由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從2009年開始承包之「行政院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針對自殺企圖者之通報關懷與自殺防治守門人之訓練，在此不景氣之時代，國內的自殺率卻能維持微幅震盪，這可是多少人辛苦努力的成果。

三、支援網絡適時協助：

憂鬱症是可以被治療的，但多數有憂鬱情緒的人或憂鬱症患者並不知道，因此常讓病情一再拖延。其實當平常有憂鬱情緒時，就應當找適當的協助管道，例如親友、輔導老師、張老師及生命線等，都是很好的抒發管道。當有明顯症狀出現時，就可考慮找精神科(身心科)醫師尋求專業的診斷與治療。加強宣導憂鬱症，讓民眾知道有哪些資源可以幫助他們，並建立得到憂鬱症並不可恥的觀念，這樣才能讓病患坦然地面對自己，及早獲得協助。得了憂鬱症並不可恥，懂得說出來尋求協助，才能縮短個人與社會的痛苦。憂鬱症患者之親友該如何照顧患者？請記得我在記者會常說的八字訣：聆聽、支持、陪伴、轉介。

四、與基層醫師合作建立憂鬱症共同照護網：

很多統計資料顯示，多數自殺個案在生前曾求助於基層醫療院所，但由於基層醫療人員較缺乏精神專科的經驗，錯失診斷及治療良機。因此國內推動基層醫師再教育課程，由精神科醫師針對基層醫師，進行18小時的憂鬱症防治教育課程，包括介紹憂鬱症、抗憂鬱劑的使用，以及如何讓病患認知治療過程所需的配合與努力，期望透過基層醫療網，及早篩檢並治療有憂鬱症狀的病患。除了積極教育基層醫師外，台灣喜博樂也希望能夠推動在校園、社區志工、急診室醫護人員等對自殺防治及認識憂鬱症的再教育，並將有自殺傾向的人納入照顧關懷之對象，隨時以電話或社工拜訪來加以關懷。目前由喜博樂執委也就是本會創會理事長李明濱教授所負責之自殺防治中心規劃，對自殺企圖者之全國通報系統與守門人之觀念，就是說其實若有人能夠隨時定期關心遭受困難的人，便能及時化解許多危機。這個守門人也可能是教師、神職人員、警察、醫療專業人員；也可能是賣農藥的商人，或是心理諮詢專線的志工。只要守門人能夠對身邊的人付出一點關心，有可能便會發覺出可能會自殺之人，因而潛在的自殺風險就降低了。本會將以提倡政府協助成立憂鬱症共同照護網為本會新年度之主要工作。

五、完全緩解：

憂鬱症之治療要達到100%緩解，如果僅是部份緩解，則其仍可能還有社會及工作功能之障礙。憂鬱症的治療最重要的目標即在於持續，且須達到症狀緩解與避免復發，在急性期時大約要 6至 12週，持續期要 4至9個月，維持期則要1年以上；但是有3成的病人是在第1次治療後就中斷，至於在90天內就自行中斷治療者，容易復發的比例就高達6.5倍，使得憂鬱症治療無法達到很好的效果。由於許多病患尚未完全痊癒就自行中止治療，不僅浪費了醫療資源，病情甚至可能更為嚴重。所以如何讓病人與醫師密切配合，達到完全緩解，是台灣喜博樂要努力的方向。為了加強憂鬱症患者對治療之順從性，需要患者、家屬與醫師之關鍵金三角一起合作，才能幫助憂鬱症患者找回喜樂人生。

本會成立的宗旨是推動台灣與憂鬱症和相關疾患之防治，促進心理衛生健康之研究發展，聯繫會員情感，並與國內外憂鬱症防治相關團體聯繫及合作。秉持這樣的宗旨，對於協會的發展，特別提出本會目前之方向：

1. 繼續積極推動對憂鬱症之去污名化運動 (anti-stigma)：與國內外之憂鬱症相關民間團體(尤其是聯盟之友會)、相關政府部門及心理衛生、醫療從業人員與教育及宗教界人士共同合作，繼續推動憂鬱症的宣導與防治工作。相信國內很多憂鬱症患者並不是不知道自己罹患憂鬱症，只是怕被貼上標籤，不敢看醫師或看身心科與精神科門診，也擔心藥物之副作用，對治療沒信心，而只能躲在陰暗的角落，努力克制自己澎湃洶湧之情緒，如此對個人身心、家庭氣氛，職業功能與人際關係必有巨大之負面衝擊。其實憂鬱症只是一種腦部疾病，它與感冒一樣能夠治癒，但卻會再復發，如能與醫師密切配合，則能維持最佳之身心狀況。
2. 增加非精神科醫師對憂鬱症之認識：過去曾推動之憂鬱症共同照護網，在健保局退出之後，好像失去助力一樣，基層醫師之參與意願也不高。從健保分析之資料中發現在醫院工作之其他非精神科醫師(尤其是神經科醫師)也照顧不少憂鬱症患者，所以我們未來要與各大醫院之精神科工作同仁合作，先推動院內同仁對憂鬱症防治之認識，由點到面，進而推廣到附近之醫療院所。
3. 繼續舉辦每年9月10日（世界自殺防治日）至10月10日（世界心理健康日）期間之「喜樂月」活動：喜樂月活動已進行五年，我們仍將繼續在那一個月期間與聯盟之友會舉辦一系列的活動，包括：記者會、健康講座、憂鬱症篩檢等。結合政府、專家與民間的力量，深入全國各地，與民眾直接溝通；藉由建立民眾的正確認知觀念，鼓勵時時刻刻的正面思考，用喜樂打倒憂鬱、正面看待壓力、以幽默處理情緒等。
4. 繼續舉辦全國記者會：除了邀請專家演講外，也會邀請病友團體及家屬共同參與，以加強宣導憂鬱症之防治及減少對憂鬱症之污名化。
5. 強化本會之網頁內容：將再請張家銘秘書長繼續修改本會之網頁，希望能置入更多影音衛教影帶，在獲得本會雙月刊作者同意後將其文章置於網站、與信譽佳之友會互相超連結，期待資料內容更豐富，更合乎社會及大眾之需求。
6. 加強國際交流活動：與各有關學會共同積極推動參與並辦理國際會議，與其他國家討論共同防治憂鬱症與自殺的問題。
7. 加強與會員之聯絡：希望藉著辦理憂鬱症之各項活動與網站之豐富內容，積極吸引新會員。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將繼續提供本會為全國憂鬱症及自殺防治之平台，整合民間之資源並與相關政府組織合作，繼續推動全國性之憂鬱症及自殺之防治。目前在大家努力之下，對憂鬱症之去污名化運動已稍有成就，未來，我們希望再進一步，共同為提倡全國性的「憂鬱症共同照護網」全力以赴。

根據健保資料統計，國內十八歲以上的憂鬱症發生率，從1998到2004年，翻升了近三倍，盛行率更成長近七倍，推估全台有一百多萬人生活在憂鬱的陰影下，但其中可能僅十六分之一的人完成治療。憂鬱症會帶給社會經濟頗大的負擔，諸如：高盛行率、高罹病率、低診斷率、低就診率、高復發率、高治療阻抗性、慢性化。而憂鬱症所併發之問題也會過度使用醫療資源，諸如：身體疾患與身體化症狀、酒癮、藥癮、飲食障礙、行為問題及自殺等。所以教育民眾及醫療人員早期發現憂鬱症並給予積極之治療將可減少憂鬱症所帶來之社會經濟負擔。

然而，相信還有很多憂鬱症患者雖然知道自己罹患憂鬱症，但卻拒絕接受正規的治療，由於他們對憂鬱症及其治療仍有不少擔心及污名化，諸如：得憂鬱症是一種懦弱的表現、看精神科或身心科的病人會被當成精神病人、憂鬱症無法治療、抗憂鬱劑會有很多副作用、抗憂鬱劑會改變個性、長期服用抗憂鬱劑會引起對藥物的依賴等。至於親友方面，則因對於疾病、治療過程及藥物了解有限，也不知如何照顧患者，所以往往反成治療阻力，甚至錯過了病友求助訊號，釀成終身遺憾。根據臨床統計，病友若沒有掌握初期發病後的關鍵治療90天，憂鬱症復發的風險大幅提升。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也是本會之秘書長張家銘醫師從國內健保資料發現，台灣憂鬱症患者初次就診後，就有三分之一不會回診，第一個月也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回診率，相較於美國仍有七成回診率來看，顯見國內對於憂鬱症之治療不僅浪費健保資源也同時造成社會與家庭極大的負擔。國外過去研究也發現九十天內自行中斷治療者，容易復發比例更高達6.5倍。

國內有關憂鬱症污名化問題之研究並不多，我們特別邀請三位學者專家與我們會員分享他們過去所做的有關憂鬱症之去污名化研究。非常感謝以下三位學者專家，包括：台北醫學大學護理系之蕭妃秀副教授”追蹤計畫於門診憂鬱症女性個案成效之探討”、高雄醫學大學精神科之顏正芳醫師(副教授)”自我污名化對於憂鬱症患者生活品質的影響”及桃園榮民醫院精神科韓德彥臨床心理師”讓醫院成為心靈道場”。

針對憂鬱症之去污名化，未來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努力之方向包括：

1. 透過媒體及大眾演講，並與一些從事憂鬱症服務之社會福利組織共同合作，介紹憂鬱症是一種腦部疾病、憂鬱症是很普遍但也可能導致嚴重之後果、憂鬱症其實是可以治療之疾病。
2. 邀請曾得過憂鬱症之患者及其家屬現身說法，尤其是邀請得過憂鬱症之名人分享其過去走過憂鬱症之經驗，如此則更能說服人。
3. 與教育當局合作，針對小學、中學及大學之學生介紹憂鬱症及自殺防治，以早些學習憂鬱症知識，未來則可幫忙自己或別人面對及治療憂鬱症。

未來我們仍將繼續推行每年九月至十月之喜樂月一系列有關憂鬱症之教育宣導課程，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很樂意提供平台讓有關憂鬱症防治之學者專家、病友團體及家屬、從事憂鬱症服務之社會福利組織、及願意資助憂鬱症宣導活動之廠商有共同對話及合作之機會，期待在大家齊心努力之下，能減少國人對憂鬱症之自我污名化和公共污名化，讓更多憂鬱症患者能得到正確及足夠之治療。

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成立於2001年12月9日，至今已有4年的歷史。在前任理事長李明濱教授、全體理監事與全體會員共同努力耕耘之下，已經為我國憂鬱症防治工作跨出一大步。隨著社會型態的變遷，生活壓力的日增，憂鬱症與相關疾患的發生，譬如：焦慮症、恐慌症，甚至是酒癮，都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文明病。因此，我們還要繼續努力，也要請更多的人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未來這兩年，我們有需多工作要進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級自殺防治中心的運作。在前任理事長李明濱教授努力之下，協會標得行政院衛生署的業務，成立國家級自殺防治中心。針對這個中心的任務，我們仍然委請李明濱教授，也是協會的常務理事，繼續擔當重責，組織一個團隊來進行防治業務。希望在他帶領之下，我們可以早日看到成果。也希望全體會員做為後盾，一起關心自殺防治的工作。當然，憂鬱防治有成效的話，自殺防治的功效就會產生。

另外，我們也接受環太平洋精神醫學科醫師學院(Pacific Rim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的委託，將於今年10月在台北市舉辦兩年一次的年會與學術研討會。這個研討會的節目請蘇東平理事負責，毫無疑問，將是一場學術饗宴，屆時請全體會員都來參加。

大家都知道，憂鬱症的防治工作絕對不可能一兩天就可完成，要仰賴每一位會員、每一位國人，一起努力方能產生一些成效。我們的會員當中有很多專業人員，鼓勵大家深入了解憂鬱症的診斷與治療。我們也呼籲社會大眾，一起來關心全體國人的精神健康，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如此，或可預防精神疾病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