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家銘
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林口長庚精神科主治醫師
前言
全台自5月18日進入社區防疫三級警戒，5月28日起禁止室內5人、室外10人以上聚會。報載6月6日南投國姓某戶父喪辦理家祭僅11人出席，但警方接獲檢舉到場開單罰緩66萬，引發輿論討論，最後所長跟喪家道歉而不罰。但此舉已引發爭辯，到底防疫與人情的界線為何？
到6月10日為止，台灣新冠肺炎確診數已經累計確診1萬1968例，累計死亡333例。根據指揮中心羅一鈞副組長6月6日的分析，新冠肺炎死亡者大於60歲以上佔89.1%，平均年齡為72歲，81.7%有慢性病史，發病到死亡平均8.3天。因為傳染病隔離的關係，許多確診患者在死前常常是沒有家屬在旁的。又由於《傳染病防治法》第50條第4項規定，死者家屬對染患第五類傳染病之屍體，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入殮並火化。所以，確診者的家人非常可能連最後一面也沒見到就只剩下骨灰。再又因為禁止群聚，所以這些喪葬的儀式也從簡從速，這跟過往有很大的不同。
一人過世可能影響周遭9親友
如此的現象，這一年多來反覆在全世界上演。目前為止全球已有超過370萬人因為新冠肺炎而死亡，國外稱為「無聲的哀悼」（Silent Grief），指的就是這些因新冠肺炎而突然、無預期死亡的確診者，因為保持社交距離而孤獨過世，同時缺乏一個足夠讓親屬哀悼的過程與儀式，而使家人情緒感覺壓抑累積、沒有釋放出口。並提醒這可能會發展成「長期病態性的哀傷」（prolong pathological grief），也就是超過一年以上難解的哀傷反應。
平均而言，一個死亡者的過世可能影響周遭9個親友，依此可以想見台灣至今因為這樣而「無聲的哀悼」的親友並不少。
正常的哀悼是一種過程，有四個主要的任務：接受失落的事實、經驗悲傷的痛苦、重新適應逝者不存在的環境、將情緒活力重新投注在其他關係上。而新冠肺炎確診者的死亡來的太快、太突然，沒有給往生者與親友告別的準備與機會。只能反覆自責「如果當初我……就好了！」，但是不會改變確診者死亡的事實。而確診者死亡後又無一個完整的告別儀式，這些親友的情緒沒有出口，累積成為長期的哀傷。
醫護易投射形成「替代性創傷」
人類許多的儀式，有其心理學上的意義。以台灣民俗喪事來說，經過頭七到七七四十九天的法會，多次親友的助念與陪伴，讓喪親者能得到支持關心，逐漸走過悲傷、回到現實。而現在少了這些儀式，很多感覺沒有完成與放下。那國外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今年《BMJ Open》期刊有一篇在對英國與愛爾蘭疫情中經驗的調查，發現9成的醫院工作者在疫情間會利用電話或視訊等遠端工具，協助確診患者與親人告別。
最後，現在新冠肺炎確診者死亡時，陪伴他們的往往只有醫護人員。此時醫護人員很容易投射自己而扮演親人的角色，也產生不捨與難過、無力與自責，這些會累積成「替代性的創傷」，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