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逸人
長庚大學行為科學所副教授，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災難與創傷心理委員會委員
只有一件事讓我感到害怕，那就是不配承受苦難 — 杜斯妥也夫斯基
SARS病毒在今年 (2003) 中旬對台灣社會的肆虐，在六月底疫情獲得控制後，暫時告一段落。雖然學者警告SARS在秋冬可能捲土重來，但台灣社會（抑或人類本性）已旋即回返疫情前的昇平。早先疫情嚴重之際，曾有人將其比擬為4年（1999）前的921大震，但兩次災難的型式與影響顯然殊異。若然如此，SARS作為新世紀初的重大災害，究竟對台灣的人們帶來與遺留如何的意義？關於災難後轉化成長的論述繁多，但意義的建構轉化具有私密的個人性，科學論述的量性捕捉力有未逮。本文試對此提出某種回應可能，借取現象學家李察‧詹納（Richard M. Zaner）所述：「哲學在本質上是一種提出疑問與思考解答的對話活動」之姿態為文。
人類與自然的角力
SARS病毒雖居於生物演化階層的底部，但如伊波拉、鼠疫、HIV（愛滋）病毒一般，只要藉適當媒介，殺傷性便摧枯拉朽地瀰漫。許爾文.努藍（Sherwin Nuland）在「How we die（中譯：死亡的臉，時報出版）」一書曾描述HIV病毒對現代醫學處境的意義，似乎亦適用於SARS病毒。
「最在1981年以前沒有人會把HIV病毒列入死亡因素之列。這種疾病首次出現時正值生物醫學開始慶祝，以為征服最後一種傳染病已是指日可待，愛滋病不僅使微生物的獵捕者感到苦惱，也動搖我們對科學與科技可使人類躲過大自然隨興之舉的信心。」
在當代台灣社會，早期天花、霍亂的重大威脅已是深埋過往的遺跡。在科技、醫學與公衛領域的努力下（排除偏遠地區以外，台灣醫療資源便利實居世界前茅），已構築綿密防線阻絕疾病、病毒的蔓延，也因此人們已久未遭逢重大疫災，偶爾的威脅似乎僅限於特定族群（如腸病毒）與特定區域（如登革熱）。在此身體可快速修復的氛圍中，個體易萌發生命/身體不朽的錯覺。疾病通常隱喻死亡（mortality）與人的脆弱性，對抗疾病獲得勝利則證成了不朽的實存。
但無論如何理想化身體的剛強性，本質上仍是脆弱的想像，人的身體終究易損。我們只是仰仗雄厚的科技醫療文明撐起統御自然的野心，但想永久收服自然的「惡」無疑是不實的妄想，不爭的事實是人類頻繁定期地俯首於收拾天災的殘局。而許爾文.努藍主張：
「我們所應付的並非懲罰，而是一種罪，一種大自然偶爾對其創造物隨機所犯的罪…而大自然是不區分善惡的。」
人類與自然搏鬥的歷史已長達數十萬年，但自然隨機的施予變動，便讓人烏煙瘴氣。1980年代以降的HIV、1990的伊波拉、2000初期的SARS，此每隔幾年興起的新型傳染病毒，明示人類與自然的戰役永無安寧，人類/醫學界想永久克服傳染性疾病只是幻覺，微生物意外地成為勝利者。
「活著」並不簡單
活著，對大多數人來說再自然不過。正如我們對呼吸、心跳的持續帶著理所當然，「活著」亦然，人們幾乎不太意識此事實的存有。但在SARS事件中，「能安全健康活著」的信念遭受挑戰顛覆，不再是習慣的生命敘事基調。因為SARS，原本的常態生活逐漸失序，慣習的公共空間不再如往常熟悉。人們不再自由依循處事習性，開始警戒多心，因不確定隱伏危機而對陌生人（有時熟人）維持想像安全的距離。此時，人們對活著有了另類顛覆的想像，並非如此理所當然。
對現代人來說，要覺察正活著的處境可能更加陌生。當代社會滿溢的刺激資訊佔據感官，遮蔽我們對自身處境認識的契機。在耗神實踐社會角色之時，人的生活未因科技之便而更加輕鬆，反倒在充分利用空出的時間工作下，更為忙碌。此無止盡的忙碌造就俗世的成就，卻也剝奪反觀生命處境的可能性。
再者，隨啟蒙運動和科學理性時代的來臨，醫療工業更具信心地宣稱能排除疾病死亡。19世紀前死亡經常被崇高化，附加超越、淨化的意義。近代的醫護知識生產者，則試圖理解生病與死亡，打造介入與照顧的卓絕實踐知識。這些努力將死亡從讓人敬畏的位置拉下，除魅帶有神聖/奧秘性的死亡。與命運之神爭搶瀕死者，亦不再是幻想。事實上，若能將死亡拆卸還原為器官的衰敗或病原的入侵，也暗示人類能夠掌控自身生存，無須將命運交託奧秘的神祉，此也壯大了人類的全能自戀。
然而，這潮流卻也收編了前現代社會人們習慣凝視的重病或死亡場景。現代社會預設醫院/療養院是負責收容生老病死的場域，人的重病與死亡地點移到醫院，不再是家庭的房間或街頭一角。由於無法親臨現場參與照料重病以至亡者（例如：重症患者由加護病房/安寧病房接手照顧），人們漸對死亡場景陌生，更易忽視終將死亡的事實。托爾斯泰曾說：
「把死置諸腦後的生活，和時時刻刻都意識到人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
當代人的生活，展現出一種活的理所當然，忘卻死亡的樣貌，藉由持續投注俗世的事務，便毋需面對死亡的課題。然而，人們無法永遠不去注意死亡，哲學家鼓勵人們要常常想到死，以一個知道自己不久就要死的存在者而活著。這種體悟有機會協助釐清生活的困惑茫然，重新定位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存在精神醫學家歐文.亞隆 (Irvin D. Yalom) 主張個體生存於世有兩種存在模式：「日常模式」和「本體模式 (ontological mode) 」。在日常模式中，人全神貫注於周遭的物質環境，重點在於掌握與瞭解這世界的事物如何運作；在本體模式中，焦點在於存在本身，易言之，我們想知道的是這世界中的事物是什麼。而處在本體模式中（這是超越日常事物的範疇），讓我們處在一種特別準備好發生個人改變的狀態裡。那麼，什麼時刻較能經歷此種處境？亞隆提出：「臨界經驗 (boundary experiences)」（註：意指一急迫的經驗，可讓人驟然跳出「日常生活」，聚焦於「存在」本身）。最顯著的臨界經驗是臨近自身的死亡，但人生的生老病死或人間離合，也可能構成臨界經驗。人們遭逢這些困厄時易經歷苦惱缺憾，慨嘆無常。回看今年SARS事件期間的點滴，必有可俯拾者。
書寫的同時，筆者憶起了今年 (2003) 5月左右，曾經帶一位精神科門診患者去急診就醫，當時：
「我進入急診，看見所有醫療人員都身著兩層保護衣、頭戴面罩與口罩，此時我猛地感到身上的白袍單薄不堪，彷彿病菌可輕易地浸潤穿透。頓時，對死亡的恐懼清晰浮出，身體突然不自主地顫抖。回到辦公室後，同事們匆忙拿酒精噴灑我的全身」
上述的突兀場景，在SARS肆虐的期間相當常見。檢視當時自身突然意識死亡切近的感受，亦有臨界經驗之感。若有機會訴說或體察這些經驗與感受，思索其對自己生命的影響，或許便有從看似客觀負面的事件，轉向建構主觀意義的可能。
災難現場的傷口：親臨與超克
在這場SARS風暴中，台灣島上的人們有程度不等的影響，並藉著傳媒播送集體見證這場災害。但此事件對人們究竟意義與影響為何？帶給人們的實質心理社會變化呢？隨著失序生活回歸常軌，此似乎隱現於主流焦點。曾封閉於和平醫院孤島的人、被隔離者、照顧SARS患者的前線醫護、志工，相形沈默不語。防疫成功與SARS患者陸續康復固然值得可喜，但生物身體性問題的解決，並不意謂心理精神性問題的連帶消解。目睹患者上吊身亡而退化的護士相形極為少數，大多受難者仍可維持一定生活機能，但也常不再是焦點所在。
在災難與創傷研究的領域，災難現場曝露是預測日後創傷性反應的重要指標。越親臨現場，發展創傷性反應的機率也越高。當這種反應延宕不褪，便形成精神醫學所稱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若談病太重，那詩人王丹這樣說：
「這種精神創傷不像是肉體的傷口，形成時並不痛苦而反倒令人麻木，但是隨著時間流逝，它緩緩的植根在心中，越埋越深。多少年之後，我們仍不能觸動它；一經觸動，它的痛苦會瀰漫於心，令人不知所措。」
我們不能樂觀以為，多數人必能轉化災難經驗重賦意義，但也毋須抱持所有人均命定陷落的悲慘論調。較中性的觀點為，經歷重大災難後，多數人初期常有明顯創傷性反應，隨時間漸逝，某些人症狀延續不褪形成PTSD；多數人緩解趨常，其中有些人有機會超越苦難，在絕處中體悟新生意義。著名的意義治療學者維克多.法蘭克 (Viktor Frank) 為猶太人，二戰時進入惡名昭彰的奧洛維茲集中營兩年半，父母、妻子、兄長全死於毒氣室，僅其與妹妹倖存。他在集中營多次生死交關，生存受人掌控無法選擇，例如他在自傳中寫到：
「當他被納粹帶走，下了火車後，他的隊伍走到一個納粹黨軍官前。軍官從容不迫的用食指一會指向右，一會指向左，多數人被指向左邊，軍官在指到法蘭克時猶豫不決，上下打量，後來指向右邊。後來他才知道指向左的人將直接被送入毒氣室。」
但這種習以為常的生命觀之打破，反倒讓其遭逢生命的原初面貌，進而自我超越。他將自己的囚犯生活當作生命意義治療的特例，用以說明人在環境的巨大改變前，絕非被動聽憑命運擺佈，而能不斷調整自己，在經歷痛苦中戰勝困難。集中營的苦難促使其創造出「意義療法 (logotherapy)」，Frank 領會到人並非受環境或無意識宰制的生物。人是不斷進行自主選擇的自己的主人，人能在所承受的一切中超越自我（包括苦難創傷），而且人有能力在各種境遇中，選擇一種最有利生存的方式延續生命。若此，該用什麼方式追問意義呢？亞隆有著這樣的提醒：
「最好用拐彎抹角的方式來處理生命的意義。我們必需作的是投入各種可能的意義中，特別是某種具有自我超越的意義。重要的是投入…如果能超越自我的話，意義的探索會具有更深、更有力的意義，也就是把目標朝向外在的某件事或某個人，比如熱愛某個理想、某個人、某個神聖的本體。」
因此，毋須一直追詢災難究竟對生命啟迪為何，或急切為此經驗賦予積極意義。反倒應該放下對意義的苦心追問，積極投入自己生命的重要層面，像是自身的理想、關心的他人、目前的工作等等。藉由沈浸這些活動，意義往往不請自來。雖然，對曾親臨SARS災難現場的人們，無法清楚其現在心裡與身體的樣子。但若你/妳曾經（或現在）將此經驗視作生命的苦難，認為它曾讓你對生命或人性的價值幻滅，那它亦有機會成就生命意義轉化的契機，也或許是在日後再經驗個人苦難時，能有任之泰然的適應能耐。
備註：本文原刊於2004 公訓報導 106期。台灣SARS疫情期間346名確診病例，73人死亡。
